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中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發布會上發言

2021年11月13日，星期六，格拉斯哥氣候大會（COP26）閉幕全體會議上，決議草案中涉及煤電的表述在最后一刻由“逐步退出”（phase out）改為“逐步減少”（phase down），在沒有締約方提出明確反對的情況下，大會主席阿洛克·夏爾馬擊槌宣布《格拉斯哥氣候協議》（Glasgow Climate Pact）獲得通過。現場響起一片掌聲。

但現場氣氛無法與2015年巴黎的歡呼和2018年卡托維茨的雀躍相比。歷史將記載，這場被稱作“人類扭轉氣候變化最后機會”的大會取得的是進展而不是成功。它讓《巴黎協定》三大支柱——氣候變化減緩、適應和融資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它通過疏通了《巴黎協定》中關于國際碳市場和透明度框架的遺留問題，讓該協定的實施細則得以健全，使之可以被充分執行。但它也勉強在各陣營的締約方之間維持著脆弱而微妙的平衡，沒有哪一方完全高興。

更關鍵的是，由于最后表決前的修改，它沒能實現主席國英國加速煤電“退出”的目標。同時，雖然決議體現了主席國確保《巴黎協定》“1.5度目標”（本世紀末相比前工業化時期的溫升幅度）“依然可及”的宏愿，但是“如何可及”依然沒有明確答案。巨大的懸念被提前留給了明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的COP27。正如大會主席夏爾馬所說：“1.5度仍然活著，但它的脈搏十分微弱”。

中國在關于煤電措辭的修改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這遠不是它在格拉斯哥留下的全部成果。11月11日，《中美關于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以下簡稱“《中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發布，讓各方感到意外甚至驚喜。在中美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它證明國家間的對壘可以不必劫持氣候議題，讓人回想起《巴黎協定》誕生前中美兩份聯合聲明給這一進程注入的強大動力，并被認為給進行中的格拉斯哥談判帶去了類似的效果。中國也接受了《格拉斯哥氣候協議》中兩項可能最重要的成果——對追求1.5度目標的強調，以及在聯合國氣候大會官方決議中首次把矛頭指向化石能源。而會前外界普遍擔心中國對這兩點加以抗拒。

此外，中國還簽署了兩份重要的政治宣言——《格拉斯哥領導人關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宣言》以及《突破議程》。前者旨在實現到2030年結束和扭轉全球范圍內的森林損失和土地退化，同時落實可持續發展，并推動包容性鄉村變革。中國作為林產品和大豆、棕櫚油等具有毀林風險的大宗農產品的主要進口國，簽署該宣言的意義重大，表明中國愿意更深入參與該領域的全球治理。后者追求在2030年之前大幅降低清潔技術的成本并在全世界推廣，與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的立場一致。但與此同時，中國沒有簽署一份呼聲很高的關于限時在全球范圍內退出未采取二氧化碳捕集措施的煤電的宣言。

中美宣言

《中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的發布令外界感到“驚奇”的原因之一，是它與大會初期的氣氛形成反差。對于中國領導人沒有來到格拉斯哥參會，美國總統拜登和前總統奧巴馬都頗有微詞。

但是，密切關注中美氣候合作的觀察者知道，宣言的誕生并不意外。正如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宣言發布會上所說，中美氣候團隊已經接觸了近10個月，并進行了兩次在中國的對話，以及近30次視頻會議。今年4月解振華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在上海舉行會談并發布《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的時候，這種將氣候議題與其他爭端“隔離”的取向就受到廣泛贊譽。

一方面，宣言中對格拉斯哥大會有待解決的、各方關注的幾個焦點問題做出了表態——強調氣候適應的重要性以及擴大對發展中國家適應行動的資金和能力建設支持、兌現發達國家承諾在2020到2025年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每年1000億美元的資金，以及完成《巴黎協定》下有關國際碳市場和透明度框架的實施細則，為大會形成富有意義的決議鋪平道路。

另一方面，在雙邊合作上，宣言涵蓋了能源轉型、森林保護和甲烷排放治理。其中甲烷被賦予了最多的筆墨。兩國約定，除了將加強在排放測量上的合作，以及減排手段的聯合研究，還將在明年COP27之前在國家和次國家層面制定強化甲烷排放控制的額外措施。中方宣布將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國家行動計劃。雖然宣言中沒有明確這份行動計劃的時間，但在今年3月，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李高在中國甲烷論壇上表示，“十四五”（2021-2025）期間中國將圍繞甲烷排放控制制定行動方案，推動形成排放控制體系，涵蓋油氣、煤炭和廢棄物等領域。

《巴黎協定》誕生前中美兩份聯合聲明給氣候進程注入強大動力，新宣言給格拉斯哥談判帶去了類似的效果。

美國和歐盟在9月共同發起了《全球甲烷承諾》，承諾到2030年將全球人為因素造成的甲烷排放從2020年水平上減少至少30%。格拉斯哥氣候大會期間，至少108個國家加入了這一倡議。氣候行動追蹤組織（Climate Action Tracker）估計此舉將減少8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甲烷排放，相當于目前各國已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減排量的五分之一。中國沒有加入這一承諾。來自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的一位研究員在接受《中國環境報》采訪時表示，美國試圖借助這一倡議轉嫁減排責任，并向發展中國家施壓。

能源基金會低碳轉型項目主任傅莎告訴中外對話，雖然中國在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歷次的信息通報中都包括了甲烷數據，但由于主要參考1996年IPCC指南和北美的缺省排放因子，數據結果準確性有待完善。此外，中國的甲烷排放治理長期以來分散在多個部門，這也導致缺少頂層設計和統籌管理。在“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大甲烷等其他溫室氣體控制力度之后，生態環境部已經著手摸清底數，并表示將修訂相關核算指南并制訂排放標準。傅莎預計，《中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的發布可能推動中國確立甲烷治理的牽頭部門，開展條塊整合，并出臺有關甲烷的綜合量化治理目標。

煤

敦促締約方加速退煤是主席國英國在會前確立的一大愿景，被其作為加強締約方2030年減排雄心的首要方向，從而確保《巴黎協定》“1.5度目標”依然可及。大會期間發布的《全球煤電到清潔電力轉型聲明》承諾停止新建未采取碳捕集措施的煤電項目，在2040年或2050年（取決于國家發展水平）之前完全退出此類煤電，并加速擴大清潔能源的部署。已有46個國家簽署，其中包括韓國、印尼、越南、波蘭和烏克蘭這5個前20大煤電國。氣候行動追蹤組織評估這些承諾能減少約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但由于煤電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年度總排放的比重高達30%，這些減排量顯然還太少。這讓外界更加期待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煤電國做出表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宣布將停止新建海外煤電，獲得廣泛贊譽。對于國內煤炭消費，中國目前的政策宣示是將在“十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中國煤炭消費在2013年達到高位后連續三年下降，此后緩慢回升并進入了平臺期。目前的政策尚未關閉煤電在未來五年的上升空間。

10月一場由于用電需求上揚和煤炭短缺在多個省份造成的“電荒”，也在影響中國控制煤炭消費的進程，并引發外界關于中國是否能保持減碳步伐的疑慮。外界猜測中國可能不會接受在大會決議中加入關于控制化石能源的表述。據報道，大會期間有記者曾試圖向解振華確認中國是否會支持相關條款，但解振華回避了這個問題。中國在大會最后一刻對煤電語言的干預與中國國內的政策一致——支持其逐步減少，但不輕言退出。

在《中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中，中國再次申明了自己已經宣布的立場——在“十五五”期間逐步減少煤炭消費，但加了一句“并盡最大努力加快此項工作”。

1.5度目標和“近中期”問題

《巴黎協定》最重要的成果是各方達成共識，要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2攝氏度之內，并力爭控制在1.5度之內。但無論是2度還是1.5度，都不是基于嚴格的科學研究而設立的目標。2度目標最初只是一名經濟學家提出的探索性概念，卻被偶然地作為比較現實和易被接受的目標沿襲了下來，而1.5度則是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開始，小島嶼和脆弱國家出于生存需要在2度基礎上爭取的結果。

201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1.5度特別報告》終于明確，無論是1.5度和2度對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來說都不是安全閾值，但是1.5度能夠減弱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人類健康和福祉帶來的沖擊。這讓身份尷尬的1.5度目標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獲得了更強的政治動能。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重申了《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回顧了IPCC報告的科學結論，并表示“決心做出努力將溫升控制在1.5度”。但是，氣候行動追蹤組織在大會后半程估算，即便目前各國提交的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被充分實現，世紀末升溫也仍將達到2.4度；即便把格拉斯哥大會上的各種新的減排承諾納入考量，2030年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仍將是1.5度路徑所要求水平的兩倍。

該組織還發現，盡管各國長期凈零排放目標比2030年目標總體上更接近1.5度，但各國普遍缺少充分的近中期政策使之有望實現凈零目標，這讓后者變得不可信。因此，擺在各國面前的不僅有一個“減排差距”，還有一個“可信度差距”。

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實際上就是要努力實現以1.5oC目標為導向的長期深度脫碳轉型路徑。

何建坤，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在去年9月中國宣布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后不久，領銜開展一項中國碳中和路徑研究的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教授曾明確表示：“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實際上就是要努力實現以1.5oC目標為導向的長期深度脫碳轉型路徑。”

根據這項深入而復雜的模型研究的結果，相比讓碳排放在更早時間見頂，中國需要在2030年后走出一條頗為陡峭的減排曲線才能實現2060年之前碳中和。即便艱難，但這仍然是可能的。

傅莎告訴中外對話，她所在的能源基金會去年的《中國碳中和綜合報告2020》比較了國內外多個建模團隊對中國實現1.5度目標情景下碳中和路徑的推演，發現中國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時間點并不算“晚”。但她同時指出，關鍵的問題在于近中期如何達峰。她解釋道，自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以來就有科學共識：是大氣中累積的人類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決定著地球會升溫多少，而不在于人類是否能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點停止增加碳排放。累積排放過量，即便按時實現了碳中和也可能無法實現1.5度目標。這就是說：排放越早減少越好。

在中國去年宣布“雙碳”目標之后，國內外不乏呼聲希望中國能進一步提升氣候雄心，將達峰時間提前到2025年。但中國在格拉斯哥大會前不久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并未更新習近平主席在去年12月宣布的目標，意味著目前尚無提前實現達峰的計劃——這背后是中國平衡發展與氣候目標的考量。

傅莎表示，能源基金會支持的國際能源署（IEA）最新研究報告《中國能源體系碳中和路線圖》發現中國在2030年前實現加速轉型和提前達峰是有希望的，只不過“多了很多條件，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需要額外的努力”。

對于近期“電荒”導致的煤炭消費反彈，傅莎表示，今年的排放量和煤炭消費量很可能比去年會有大幅增長，這反映的是中國經濟加速過程中因為產業結構還沒調過來，可再生能源沒能跟上的局面。但她認為關鍵是如何將短期的波動遏制住，不使其變成長期信號。如果“兩高”（高能耗、高排放）項目投產過多，短期就可能變成長期。“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對‘兩高’的限制一直都沒松過口，這是對的。”她說。

她認為碳達峰和碳中和其實是發展模式的大變革，需要的是大的創新。她把碳達峰之前的時間看作一個關鍵的準備期，不僅僅是準備實現碳達峰，更要為后續的碳中和而改變發展方向、準備基礎，意識到中間的體制、機制、技術障礙。“如果沒有準備好，那么即便到2030年前達峰了，后面也很難實現碳中和”，她說。

實現1.5度目標的壓力，以及近中期的挑戰，使得對甲烷立即采取行動尤為重要。傅莎解釋道：甲烷是一種短壽命溫室氣體，影響主要在近中期。它雖然不會像二氧化碳那樣通過累積造成溫升，但是它在短期內可能造成溫升超出（overshoot）過大從而無法逆轉，并造成生態系統一些不可逆的影響。

放在焦灼的近中期的語境下看待，中美在格拉斯哥圍繞20世紀20年代的氣候行動發表聯合宣言，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目標和行動

碳達峰能否提前，達峰后中國會準備到何種程度，目前都還無從預知。傅莎說這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關鍵是要去做。

這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在格拉斯哥接受《衛報》采訪時傳遞的信息一致——面對外界對中國的批評，他表示與其設立遙遠的目標，不如采取切實的行動。他呼吁世界看到中國已經在為實現雙碳目標做出的切實努力：“我們勾畫了整個系統的轉變，不僅僅是能源部門，而是橫跨社會和經濟。”

這套被稱為“1+N”的政策體系從上月開始陸續推出，目前已經發布了5份，還有多份橫跨各部門的文件將陸續推出。傅莎發現，這些政策已經識別出為了實現碳中和需要的諸多體制、機制和技術上的準備，比如能源和電力市場機制，價格、稅收、財政、經濟問題，以及將氣候變化與國土空間規劃和城市規劃結合起來。

雖然《格拉斯哥氣候協議》沒能讓各國就實現1.5度目標承諾切實舉措，但它成功要求各國在明年年底前，而不是2025年就提交經過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這意味著明年11月埃及沙姆沙伊赫COP27之前大批新的目標將被樹立。屆時，人們將再次評估格拉斯哥的遺產的成色，審視中國在自己獨特的碳中和道路上的進展，并意識到人類離1.5度是變得更近還是更遠。